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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华民国史有关“攘外必先安内”资料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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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的瓦解
它1931年所做的事的方法。尽管在满洲及其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们的英美联盟。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团。因此，英国反对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
的。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
20
世纪
30年代初开始瓦解，而在
1932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日本在
1932
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
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在日本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
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
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他们的想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
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①
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
1933年纳粹上台前，
就在实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
采取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
议，以求在它们之间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1932
年
8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
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1932
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
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
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断地做出努力，
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1933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
斯福在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
导人都对某种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
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
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
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
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
外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
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②
①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第
1卷，第
114—126页。 ①莱弗勒：《难以捉摸的追求：美国谋求欧洲稳定和法国安全，
1919—1933年》，第
8章；戴维·E.凯泽：《经济外交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 ②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安东尼·福瑟吉尔译）：《第三帝国的对外政策》，第
3章。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
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
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
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
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
加强泛美区域主义①。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
20世纪
20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
兴趣。1933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
败。作为替代，就
1933年美国正在重新制订的对外政策所达到的程度而言，
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洲的德
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
个强国于
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际关系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1932年
2月
24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全体会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美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战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判，以保护双方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他国家，重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如美国驻伦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顿在
3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论，尽管英美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无法达成的”。①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但在东亚，官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上的利益。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前者，而财政部倾向后者。这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中国市场正成长时，与日本合作不可能为英国商业带来长远利益，而只有短期的好处。英国支持中国比纵容日本好。②在伦敦的这种争论使英国的亚洲政策出现混乱。
上述种种使局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已安然占领满洲，尽管
遭到国联谴责。1931年的国际主义已经消亡，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合作。与此
同时，日本显得满足于它在满洲的收获。1933年
5月
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
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 ③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
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
①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
1932—1945》，第
55—60页。 ①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
346页。 ②斯蒂芬·莱昂·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英国对华政策，
1933—1937年》，第 3章。 ③东四省，即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译者。
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抗战的基础。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抗战的基础。所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现实却相当严峻。那些倡导继续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导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宠惠，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让步。当两者都不起作用时，他们不得不退而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较具体的双边谈判，以寻求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当宋子文出访伦敦出席世界经济大会时，他同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员就向中国提供建设贷款进行会谈。宋子文在华盛顿时并未举行类似磋商，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商定一笔总计.. 5000万美元的小麦和棉花贷款。.. ①这是仅有的一宗既与中国的需要有关，也与美国国内减少剩余产品的需要有关的事务。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样卷入亚洲事务。对于他们， 1933年的最大忧虑
是希特勒德国。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
然更加靠拢，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
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
与了国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各项规划。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
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冲突。这种孤立曾来自.. 20世纪.. 20年代间
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
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困难并转向
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来支持这种趋
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强调旧模
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法
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在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
力过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
本，以致提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
而其他强国袖手旁观。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
务，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 ①
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首先是对日本人的蔑视，而没有什么亚洲政策。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对战后和平格局的进一步攻击。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迎的对苏联的抑制。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蒋介石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一个新中国。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当供应它们。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之下，显然这比日本称霸亚洲有利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这种考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求与中国密切联系。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务中的一个要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②..
④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
1卷，第
167—191页。 ①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
34—36页。 ①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②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4章。约翰·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
1931— 1938年》。关于
1930年代初期德国通过顾问泽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过翁文灏主持的资源委员会培育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见威廉·C.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希特勒的转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断。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
日本企图获得区域合作，1933—1937年①
对于新国际合作这一思想有很多话可说。它与德国当时在欧洲提出的美、英等国认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这些强国愿意支持德国的修正主义，以便将德国留在国际事务的某些限定的体系内。他们愿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触，以防止一个偶然事件发展为一场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本身也有同样的要求。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认新形势，作为日本愿意维持大国合作框架的代价。这是一个脆弱的政策，它依赖于日本和其他强国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它也将依赖于日本军方是否准备支持广田的策略以及中国领导人是否愿意接受现状。
1934年广田不是没有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日本军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来加强中日关系并增进日本在中国的利益。诚然，关东军和辛丑和约天津驻军（所谓天津驻屯军）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划入侵华北。南满铁路渴望在满洲经济发展中保持其垄断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业界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日益增长的攻击，它也对将其业务扩展到长城以南感到兴趣。然而此时，这些打算还没有形成日本控制华北的庞大计划。东京的军政首脑一定对.. 1931至.. 1933年的成就感到满意。.. ①
就列强而言，他们一般默认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他们甚至还表现出对在那里的经济发展进行投资的某些兴趣。随着日本重新强调合作，日本与英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消失。诚然，还有令人恼怒的事，如 1934年.. 4月 17日的天羽声明。在该声明中，外务省发言人强烈谴责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义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项声明措辞含糊，而当华盛顿和伦敦要求澄清时，外务省立刻让步，重申它坚持国际合作。②当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语都不能掩盖日本将自己视为东亚主要强国这一事实。然而，它准备在此基础上重建国际合作的框架。毕竟这是这样一个年代，埃勒里·S.斯托威..
①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
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
135页。 ①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
1933—1938年》，载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 ②博格和冈本俊平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第
108—110页。
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护强国的财产，也是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尔正给美国外交官员讲授“国际法是强国的法，用来保护强国的财产，也是为不妨碍与对手激烈竞争而详细制定的”。日本正试图保持这种“强国”地位，并许诺不将它的对手挤出亚洲。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广田对重新谈判海军裁军条约以保持大国合作精神感兴趣。对他和对东京文职领导人来说，定于
1935年举行的海军谈判的成功将保证美、英和日本能面对新的现实继续共处。不幸的是，日本海军另有想法。他们接受以无限制海军军备为后盾的独立外交概念，反对达成国际协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对与美国达成裁军协定。
④然而，甚至海军也没看出即将到来的战争前景。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优势，政府正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它。虽然与美国的海上冲突被看作特别可能，但日本海军更有兴趣同英国在东亚达成妥协。当然，这种妥协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英是否愿意支持它，在这里我们又回到海军裁军谈判，以此来检验三国合作的可能性。重要的是，当时这三个国家仍在寻求在亚洲和太平洋稳定他们关系的途径，至少他们还准备会谈。
1934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变动，好像准备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同日
本讨论解决办法。宋子文，这位直言不讳的反对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年末
从伦敦回国后，由孔祥熙接替。汪精卫留任外交部长，而唐有壬，一个受日
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另一名日本大学的毕业生高宗武被新
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代理司长。在这些官员下面，有许多人曾在日本受过训
练和教育。与施肇基和顾维钧这样一些几乎完全亲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
同，这些官员与日本的外交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都有私交。松本重治回
忆录——1933到
1937年中日非正式关系的最佳资料——不仅列出汪、唐和
高，而且还有当时他接触过的许多商人、军官、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他报
导说，他们当中多数表示了与日本和解的认真愿望。他们的论证是多方面的。
有些人认为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分子是中国的主要威胁，而在根除这种威
胁前，必须与日本维持和平。其他人深信中国需要经济复兴和工业化。他们
认为必须转向西方强国寻求资本和技术，同时他们也相信，如果摒弃日本，
这样的事业决不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这些中国人谋求通过两国合作的
对话来阻止日本进一步的侵略行动。他们感到，通过提出合作，他们将赢得
足够的日本人的支持，使军方极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①
这就是
1934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长汪精卫在内的中国官员的会谈的背景。气氛很融洽，以致天羽声明发表时，汪精卫只提出一个敷衍了事的抗议。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都很圆满，包括满洲同中国本土的通邮、接轨、修改税则以及债务结算。到年底日本表示准备将其驻中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象征日本承认中国新获得的大国地位，中日两国领导人明显地取得了共识，即两国通过友好合作比通过互相指责更为有利。他们愿意结束
1931年之后两国极端敌视的关系。这至少会达成对现状的默认，中国接受满洲作为一个分离实体的存在，而日本则保证不谋求面向南方的进一步领土要求。中国还愿意承诺压制学生、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军阀的反日运动，作为对日本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的报答。
③舒尔青格尔：《外交头脑的形成》，第
94页。 ④斯蒂芬·E.佩尔兹：《奔向珍珠港事变：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第
56—63页。 ①松本重治：《上海时代》第
2卷，第
104—126页。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
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欢引用孙逸仙
1924年的泛亚细亚讲话。引用讲话的频繁程度是中国同日本建立和平关系的兴趣的标志。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1935年伊始汪精卫发表讲话，及时引用孙逸仙强调中日合作的言论，并保证竭诚把两国召到一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订出严格法规，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货，仿佛就要把这项政策付诸实施。不久以后，6月
15日在南京精心举行了将日本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仪式。
不幸的是，对那些为稳定中日关系做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那个庆典标志着这一短暂的企图和解时期的结束。同年，即
1935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转，这是由陆军决定侵入长城以南激起的。无论关东军或天津驻屯军都没有放弃它们的阴谋，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将军决定性地破坏了刚出现的中日和解格局。在他看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软弱的表现，是权宜之计，不是真诚的合作。土肥原争辩说，恰恰相反，中国领导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绝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应被蒋介石或汪精卫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应在华北大胆采取主动，准备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分子，以巩固既得利益。从这个观点出发又得出下列推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区实体。但国民党人旨在将这一地区更直接地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坚持与国民党人妥协，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①
1935至
1937年初的两年里，土肥原和他的同谋者成功地实现了他们的
计划。他们的目标是“华北自治”，即消除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并建
立一个保证中立但受日军严密控制的临时政权。“华北”将包括河北、山东、
山西、察哈尔和绥远。日本不仅将从行政上把它们同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割开；
它还将发展企业，使该地区与满洲更紧密地结合。天津驻屯军要求南满铁路
派出一个调查组，对华北的矿产资源、市场状况和财政制度进行一次详细调
查。结果产生了一份由
151个研究人员写成的长达
72卷的研究报告，这份报
告成为日本制订华北经济计划的基础。②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国民党人协议的责任，它应当强迫制止这些活动。东京只有坚定地拒绝批准侵占华北的计划，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誉并巩固中日和解的框架。日本分裂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正值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领导的英国经济代表团来到东亚之际。该代表团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和副大臣沃伦·菲舍正主张在亚洲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确信，在中国的财政重建中，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发挥显著作用，这既能得到中国人的好感，又能为英国的商品获得市场。同时，英国愿意同日本
①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186—188页。 ①佐藤贤了：《太平洋战争回顾录》，第
45—52页。 ②见中村隆英：《日本向华北的经济推进，
1933—1938年》。
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罗斯计划得以实现，还可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合作，英日在中国（特别在长城以南）的合作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关键，这很像通过海军协定而贯彻的英德合作。如果李滋·罗斯计划得以实现，还可进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国际框架内。
日本政府拒绝了英国的合作倡议，表明它完全缺乏灵活性和远见。现在
这样的合作应当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然而这正是军方扩张主义者坚决反对
的，恢复中国地位的国际安排不仅将限制日本行动的自由，而且将加强南京
的中央政府。可能正是这些原因使外相广田下决心进行一次投机并与李滋·罗
斯合作，但他完全没有领会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没有做任何事来促成它。
他也没有做很多事来反对在华日军的分裂主义活动。他温顺地接受一个又一
个既成事实：何梅协定（1935年 6月），秦土协定（1935年.. 6月），冀东
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 11月），以及导向成立冀察临时政府的阴谋（1935
年.. 12月）。所有这些交涉旨在从华北清除国民党的人员及其影响，这显然违
背日本同蒋、汪政权和解的官方政策。.. ②但东京完全无视这一矛盾。由外务省、
陆军省和海军省于.. 10月份制定的‘广田三原则’只字未提日本的和平愿望或
国际合作意图。相反，他们要求中国“结束对欧洲和美国的依赖”，并承认
日本在满洲和华北的特殊地位，广田领导的外务省温顺地接受了军方分裂华
北的阴谋和反对国际合作。11月，广田竟让有吉大使鼓励宋哲元将军的华北
自治运动。①
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
本对华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1931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
示威游行的禁令。1935年.. 12月.. 9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
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与中国
共产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 1935年.. 11月算起。.. ②那些
曾对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领导人——汪精卫、唐有壬、高宗武等——逐步丧
失威信，这反映民族主义的浪潮在高涨。随着中国人的舆论倾向，发生了行
刺汪精卫，紧接着在 1935年底暗杀唐有壬。
1936年.. 2月.. 26日东京发生军事叛乱后，广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继
续破产。他的外务大臣是有吉明。显然，1934年有希望的开端已经消失。日
本再一次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而英国在中国的财政改革却赢得国
民党人的感激。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现：
1935年.. 8月，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也
在法国诞生。1935年.. 5月的法俄协定使人民阵线反对德国，这又转而使意大
利接近轴心国阵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1936年.. 7月至.. 1939年），这两个
集团走到一起，这四个国家联合英国成立了一个不干涉委员会，这至少表明
欧洲列强愿意保持一种协商框架。其间的强国英国寻求一种欧洲内部的合
作，以取代国联或英美合作，两者当时都已丧失信誉。与此同时，苏联坚定
地重新进入欧洲社会，这对日本来说尤其是一个不祥之兆。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苏联第一次愿意同资本主义国家一起行动。这种建立在相互协商基
础之上的欧洲国家体系也许可使每一个强国自由地参与欧洲以外的事务。英..
①恩迪科特：《外交与企业》，第
5章。 ②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 ①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②波多野善大：《国共合作》，第
180—192页。
国、苏联和德国都主动开始支持蒋介石，这绝非偶然。在李滋·罗斯的改革后，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而蒋介石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领袖。
国、苏联和德国都主动开始支持蒋介石，这绝非偶然。在李滋·罗斯的改革后，中国对外国投资有吸引力，而蒋介石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领袖。在
1936年的一个成就是
11月和德国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的协定。在竭尽全力查考与英国或美国这些在中国的传统伙伴的有效安排能否恢复前就转向德国寻求合作，这是日本缺少见识的典型表现。日本确实没有同德国在亚洲合作的经验。反苏条约尽管对东京的军政首脑有很大的吸引力，却除了促使苏联加强中国的防御外毫无作用。苏联通过促进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希望结束国共内战，并使统一的中国转向反对日本的侵略野心。1936年
12月的西安事变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处失败。在华北的日军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满洲国-中国经济圈。但很难达到自给。1936年，亚洲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
38.2%和出口总额的
50.9%。日本购买的货物
30%以上来自美国，而美国购买
20%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收支逆差超过
4000万日元，包括对美贸易净逆差
25300万日元和对英贸易净逆差
2200万日元。日本不得不重新估价它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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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中文字：
何梅协定（1935年 6月），秦土协定（1935年.. 6月），冀东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 11月），以及导向成立冀察临时政府的阴谋（1935年.. 12月）。

当日军蚕食华北诸省时，中国的领导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未能阻止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激发了学生组织（1931年后被国民党镇压）公开反抗不准示威游行的禁令。1935年.. 12月.. 9日，数千学生在北平游行，手持反日标语，并要求中国领导人停止内战及团结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新的统一战线战略一致，波多野善大把它从.. 1935年.. 11月算起。.. ②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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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在国民党手中，政府与日本人鉴定何梅协定（1935年 6月），秦土协定（1935年6月），冀东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 11月），东北、华北已经事实 被 日本控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先有统一调动全国军队的权力，完全整编 统一后才抗日。形势危急，他老蒋还“攘外必先安内”这样 ？在日本进攻下，让步 太多，默认东北被占领 、成立伪国，让出 华北，华北自治，这样的政府人民 会支持？难怪张学良也一看不下去，发动政变，迫使蒋介石同意抗日。当时，民众要示一致抗日、一致对外，强烈反对“攘外必先安内”，如果继续先安内，中国将面临全面被日本入侵局面，后果严重，提出先安内的人无疑被民众作卖国者。后来英美也有开始此意，要求 国民党改变政策,一致对外。
   当时国内多数军队是愿意抗日的，在1937年前在东北、今河北北方抗日在抗日的是共产党的收编土匪、原东北军的组成的军队，如吉鸿昌的军队、东北抗联，虽然失败了；正面战场冲在前面的英雄作战多数是军阀军队，不是中央军，在后方抗日的8、4共产党部队，不是中央军。而蒋介石要先“先安内”后“攘外”，是他权力心态作怪。此政策时机不对，民众要，一致抗日因此很容易失去民心。
   抗日时期，使共产党有壮大，不是一致对外与“攘外必先安内”问题,八路军是没有军饷的当兵，与日本人对抗，国民党有军饷在后方抗日，有较正常的供给，抗日效果一般。显然人民 选择了身边共产党及其军队。有证据证明，在抗日战争 中 ，与日本人眉来眼去日就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迟迟不宣战，虽然与日本人打战，同时又秘密谈判，蒋介石要差点要签字，与日本和平，放弃领土地，回到南京，幸好他能够坚持 到1945年。

[ 本帖最后由 shxiashxia 于 2011-3-1 17: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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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使者 金币 +10 精彩文章 希望再见兄弟大作 2011-3-1 20:58

shxiashxia

我们要事实 说辞，不要只讲观点，不是说第三方资料比大陆、台湾 的客观！就用剑桥历史、英国美国人的历史文献来讨论问题。书中记录的事实是这样 的，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是历史的需要：
第12 章 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1937—1945 年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为他们的
经验与思想体系使他们深信，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是由无法改变的势力推动
的。中共反复申述，“目前形势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将中国变成殖
民地”。中共还认为不应回避这场战争，并在1935 年年底以后就要求尽早共
同抗敌。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场中日战争中，他们可以作为爱国者要
求得到一个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他们确实想要求在精神方面
起领导作用。除此之外，对他们只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们排除在
外的中日和平，而这种和平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抗战的每一次拖延都使
国民党赢得可以用来继续进行剿共战争的时间。每一次拖延也使东京和南京
有时间可能达成某种进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动，这正是日本
外相广田曾于1936 年8 月建议的。
人们无须指出，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和抵抗日本也都对中共
有利，而责难中共的诚意。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镇压号召相比，中
共的政纲更符合中国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很大一部
分资产阶级和许多工人。统一
笔者要对陈永发和格雷戈尔·本顿精心而有见识的建议表示感谢。战线
政策在上述社会集团中，甚至在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派别中，都很有说服力，
以致蒋介石于1936 年12 月25 日在西安被扣两周获释后所作的停止内战及对
日采取较强硬态度的决策中，统一战线也占重要份量。

[ 本帖最后由 shxiashxia 于 2011-3-2 15:22 编辑 ]

shxiashxia

应该确认，红军攻打赣州时机不对，是中共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事件与当地红军缺少信息有关 。决策到作战时间先于一二八淞沪战场，不通信息，对上海 情况不明，是客观原因。战争发动了，攻打赣州的行动就难以结束，这也可能与红军、党内决策层错误路线有关。后来共产党及时调整政策，
有资料如下：1931年12月6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的第十二号指示电，明确要求中央红军“首取赣州”。
     周恩来在起草中丅共临时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地十二号指示电后不久，就以中央代表身份动身前往中央苏区。   
     他肩负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组织中央苏区红军攻打赣州等重要城市。  
     抵达瑞金后，原对打赣州持积极态度的周恩来，听取了毛丅泽东意见，致电中央陈述目前攻打中心城市尚有困难。  
     但中央复电“原议不变，攻打城市不动摇；如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求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  
     周恩来遂以中丅共中央代表身份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决定攻打赣州。  
     毛丅泽东发言陈述不能攻打赣州的理由。坚持按原定部署，继续打土围、拔白点。
     会上，苏区中央局委员中除毛丅泽东外，其余都赞成攻赣。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2年1月10日下达军事训令，要求中央红军坚决夺占赣州，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

攻城战斗于1932年2月13日晚打响。第一次爬城失败后，第二次改坑道爆破。第二次攻城失败。

毛泽东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23]这个宣言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看历史必须要从当时环境出发考虑问题，即使用当前的眼光去批判历史，但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要尊重的。

[ 本帖最后由 shxiashxia 于 2011-3-2 21:00 编辑 ]

shxiashxia

引用:

原帖由 碧玉箫 于 2011-3-2 22:26 发表

请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的第十二号指示电的“临时中央”设在什么城市？“一二八淞沪抗战”发生在什么城市？“不通信息，对上海 情况不明”搪塞得过去吗？
攻打赣州的决定难道不是中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民族危 ...

看来老兄对中共、苏维艾是很不好看的。当时，918后，国民党继续围攻红军区域，是客观的。看问题尽量要客观，要中立，不要有感情的。我还是要说，失败就失败，尽管到台湾的国民党为了其失败寻找各种理由借口指责不公平的说法是可能 理解 的，但是失败的结果是不能回避。是人民或者 说是历史不同 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选择了共产党。

[ 本帖最后由 shxiashxia 于 2011-3-3 08: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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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使者 金币 +4 回复认真，鼓励！ 2011-3-3 20:33

shxiashxia

历史真相是什么，128是十九路军要抗日，还是蒋介石集团抗日。，”。首都迁至洛阳，把首都军队组成 第5军，增上海。蒋介石集团不支持十九路军行动，说十九路军“尽可支持除增第5军后，就不再提供其他支持。一支中国杂牌军队在保卫自己国家最大的城市。但这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却并不在乎，首都迁至洛阳。令人痛心。在日军总兵力增至9万人、军舰80艘、飞机300架,战斗力骤增后，中国军队 只有5万，政府不再增加兵力。这种有限度的抗日让国人寒心。
   请注意，红军是2月13日开始进攻的，而2月12日何应钦复吴稚晖抨击的密电中说“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129战争开始，政府就不准备增加兵力，目的“是勿使事态扩大”，蒋介石集团是有限度的抗日。
难怪后来19路军在福建反蒋，要求联合红军一致抗日，他们看清了事情的真相。
下面是有关文献摘录：

一九三二年，上海的“一二八”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曾下令要十九路军从淞沪撤退。但是，日寇的进攻，逼迫得十九路军起而抗战，全国人民热烈援助。可是蒋介石不但不派兵增援，而且还命令他管辖下的海军与日寇海军“维持友谊”，甚至让他的部下“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暌暌，毫无忌惮”（见国民党政府的“监察公报”第十五期）。日寇陆续增援上海，达数万人，正当十九路军抵抗到最紧急关头的时候，上海报载出宋子文的谈话：“政府会议时，蒋介石何应钦同云：目前战线甚短，仅以一团兵力足矣，十九路军有三十共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并决定无须援助。各军将士末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在蒋介石这个“战略”方针之下，很快地达到了日寇的目的，日寇占领了淞沪。于是，蒋介石和江精卫就共同创作出了出卖淞沪的“上海停战协定”。
另外，
事变发生前张静江就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找到蔡廷锴，劝说十九路军撤出上海，避免与日军交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又按兵不动，坐视不援，后来在各界舆论的严厉谴责下，蒋介石才勉强同意张治中率第五军参战。即使这样，中国守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然处于劣势。十九路军多次电请支援，国民党政府始终置之不理，为了压制抗战，蒋介石还通过军政部长何应钦致电蔡廷锴：沪事以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来之胜利，能趁此收手，避免再与决战为主。军政部甚至严令禁止各部队前去支援，并通过克扣军饷，截留海内外同胞后捐款，扣压前线所需军火等手段，破坏抗战。
  中国政府派请缨抗日的张治中任第5军军长,率所部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第19路军统一指挥，接替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为左翼军。
   2月12日何应钦复吴稚晖抨击的密电中说得很清楚。他说：“盖本自卫限度，勿使事态扩大，而期得到各国同情，予暴日以悟境，稍戢凶锋，另图解决和平。”(
   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孤军作战，伤亡日重，急需支援，而国民政府一心妥协，不欲扩大，拒绝再派兵增援，军政部还克扣军饷和截留捐款。3月1日，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全线总攻击，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在无援助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阵线。

3月2日，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了退守待援的电文：“（上略）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到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f! |3 Z/ I1 \
从5月9日起，日军自浏河、嘉定、南翔等地撤兵。十九路军也已调离原第二道线，开往福建。

中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1年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除协议正文外，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所谓三项谅解：
  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
  二是第十九路军换防，调离上海；
  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
  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军队可以长期留驻吴淞、闸北、江湾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

[ 本帖最后由 shxiashxia 于 2011-3-3 18:13 编辑 ]

shxiashxia

引用:

原帖由 碧玉箫 于 2011-3-3 13:12 发表



依你的逻辑，蒙古灭南宋是人民的选择；佛朗哥是人民的选择；红色高棉也是人民的选择？

别拿历史跟人民的选择给执政党贴金了！苏、东共产主义政权垮台至今，执政党从来不承认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 ...

关于历史选择问题， 我曾经讲过了，我现在这里再次说明一下：
     历史 的选择是不容怀疑 的，是给了被 选择者机会的，每个朝代更替历史的选择日的结果，但能否守住保持是要看它有没有珍惜机会，不珍惜还是会被摒弃的。战国后秦始皇、三国后西晋、南北朝后隋帝及后来的元朝统一全国，统治没有珍惜机会，存在时代多不长。12世纪蒙古统治者不如16世纪满清会珍惜机会，二个民族进入中原的同样对汉族采取血腥统治手段，，反抗不断，但是后者及时调整，用汉族方式管理，融入中原，能够保持200多年统治。
     20世纪1945年后，给了国民党机会如同12世纪给蒙古统治者机会，但是他们不珍惜机会，发动内战，腐败，失去民心，很快就被赶出中原，此类 政权是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时期是相当短的，不信，你去看历史就是这样。20世苏联，也是一个的情况，任何政权 只要机会，是有机会的，苏联 失败在自身 的腐败、与军事 扩张，而不是社会主义。20世纪中国民众选择共产党，也同样给了机会。它很珍惜，虽然它有多个错误 但是它会及时发现问题、调整策略政策，或者说它会在社会大问题发生前取会及时调整。因此在现政权做得不坏，历史 、人民是容许它继续发展国家下去的。国家 只要选择了一。条不坏的道路 、不坏的领导阶层，会发展起来的。而60年来、主要是30年来中国领导阶层总体 做不错的。
    另外中国有个历史规律，统一后一旦又陷入分裂将很可能是2、3百年的长期分裂动荡局面。三国后西晋结果分裂为南北朝、唐朝后的五代十国。当今统一稳定，是共产党努力得来的，广大民众是珍惜的，来之不易。当然失败者不不满意是可能理解的。 如果不统一,麻烦就大了，中国可能 会长久陷入四分五裂、动荡不安、混乱贫困的境地。因此追求稳定是中国民族特色。  
     数千年来，中国是分裂动荡最终走向统一 和平，是因为民众不愿意战争、动荡，惨痛历史 教训让中国人知道平和、稳定安宁 生活的重要性，大于富裕。这也是 1945年后民心所向选择共产党，共产党能够很快统一全国的一个原因。民众要统一、要稳定，不能恁受战争、分裂、动荡了。中国的事情只有稳定 才能慢慢 发展与进步。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脑出了问题才会有激烈的行为想法，多数中国是现实的，就是想过好的现在生活，而且生活还能够 过下去，社会各方面正慢慢、逐渐改善，是继续 支持或默认现政权 存在下去的。

[ 本帖最后由 shxiashxia 于 2011-3-4 15: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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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srj 金币 +12 鼓励 2011-3-4 21:52